1995年10月初，原告张某因病在被告某三级甲等医院进行检查，同月19日，被告诊断原告患有“低度恶性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”（以下简称为淋巴瘤），预计中期存活期为30个月，随后即进行了第一次化疗。从1995年10月24日至1997年7月14日，原告先后9次在被告处进行了时间不等的化疗。1999年10月9日，原告因左颈淋巴结肿大再次住院治疗，被告主治医师经全面辅助检查及活检，结论是不支持诊断，建议转上海会诊。出院诊断是“左颈部淋巴结显著反应性增生”，对淋巴瘤表示怀疑。同年10月29日，经上海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会诊考虑为“淋巴组织不典型增生，建议密切随访，如临床不能除外肿病，必要时重取活检，以最后除淋巴病之可能”。
        审理中，因双方对责任争执不一，经原告申请，法院委托北京肿瘤医院病理室对某医院的病理片进行了病理诊断，诊断结理论为“淋巴结反映性增生，部分细胞增生较活跃，建议密切随访”。
        原告认为，由于被告的误诊给原告及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痛苦，而且由于9次化疗，全身的免疫系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，给原告带来了难以弥补的经济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伤害、痛苦，现根据法律的规定，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各种损失30万元，并承担诉讼费用。
        法院认为，综观原告在被告处的治疗经过，被告先后对原告淋巴组织做了四次活检，除第一次诊断结论是淋巴瘤外，其余均为反应性增生，与北京肿瘤医院的病理诊断是一致的。但首次切片被告主治医生在没有会诊的情况下即确诊原告为淋巴瘤，反映了其过于肯定、自信的心理状态，此为过失一；之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对原告9次化疗，特别是在第二次活检结果是   “反映性增生，未见异常细胞”，与首次活检完全不一致的情况下，未引起重视，仍继续进行化疗，导致原告损失扩大，此为过失二。被告抗辩认为上海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诊断为淋巴组织不典型增生，与其诊断淋巴瘤是一致的。淋巴组织不典型增生及淋巴组织存在癌变的可能，但仅是存在着癌变的可能而已，而非就是淋巴瘤，况且在首次切片与后三次切片病理上没有性质上的改变的情况下，被告另三次活检结果及北京肿瘤医院诊断均为反映性增生，因此被告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。故认为被告对原告的诊断错误，对原告应付损害赔偿之责。
        就被告的误诊给原告带来的损失 ，法院认为是被告在治疗措施上采取了不必要的手段所产生的医疗费（如进行化疗），原告以治疗淋巴瘤为目的到处购药、就诊而增加的医疗费、交通费，由于被告错误地使用化疗等治疗手段，不可避免给原告身体带来伤害，且化疗期间也应予以营养支持从而支出的营养费，还有因化疗致原告休息而产生的误工费，以及淋巴瘤的诊断给原告带来的精神上的紧张、忧虑和痛苦，侵权后果严重，被告应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。基于以上原则，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12万元，其中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。